股票配资合作 银发经济为中国老龄社会 高质量现代化发展提供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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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培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健全公办养老机构运营机制”。

　　据统计，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超过2.96亿，我国银发经济规模约7万亿元，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那么，银发经济如何为中国老龄社会高质量现代化发展提供新动力？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盘古老龄社会研究院院长马旗戟特供本报专稿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马旗戟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盘古老龄社会研究院院长，国家广告创新发展智库专家，中国商务广告协会数字营销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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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发挥建设主体作用

　　我国人口老龄化从区域、群体等层面都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因此，积极应对的“药方”也是多维度、千差万别的。发展银发经济根本上还要回答一个问题：老龄社会下，银发经济的建设主体是谁？过去四十多年发展最迅速且与百姓生活最紧密的三大领域是：房地产经济、互联网数字经济和新能源（车）经济。

　　这三大领域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企业和投资者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在银发经济中，政府、企业（含市场创新者）和投资者各自如何定位、分工、责任和作用？在制度创新、资源配置、市场突破和利益分配上，又如何实现均衡和公平？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银发经济是追求获得、幸福、安全的普惠、共享、公平且可持续的现代化社会进程中一种特定的经济活动。

　　与民生福祉直接相关的特性，决定了银发经济的发展应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协调与治理的结果，而非具体的经济目标，更不应作为工作考核。区别于社会福利的养老托底工作，银发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应由市场经济和创新主体的“私人部门”来实现，即企业、社会组织和家庭。它们的价值实现为延续，舍此无他。因此，需要审慎思考银发经济中，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在政府发挥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市场监管作用之外，政府财政与国有资本是否仅作为基础设施的建设者（如电信在互联网时代做的那样），而将科技创新、精尖产品、服务品质和市场开发的任务和权利交给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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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细分领域价值巨大

　　按照狭义概念中“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数十个行业、数百个细分市场估算，未来十年，银发经济已经有超过十万亿元的潜力。根据人口预测，到2035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数量将达到4亿以上，其中1960年至1975年出生的老人在3亿左右。这3亿处在60岁至75岁的“低龄老人”因教育水平、财富积累、信息渠道和生活形态有别于既往老人，又被称为“新老人”。

　　“新老人”在规模上将成为未来十数年老年群体的主体，因其更为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和行为，以及更强的市场价值，被银发经济寄予最大期望。在另一维度，“活力老人”同样被市场看重。“活力老人”不等于健康老人，更强调其个体行为的积极主动，对社会、社区和环境的塑造完善更有意义，在生命意义和生活体验上也表现出更多的丰富性。“活力老人”的数量未来也在3亿至3.5亿之间。在传统的消费者画像之外，“新老人”或“活力老人”具有两组与其他年龄群体完全不同的“硬约束”。

　　第一组：1.相对充分的时间支配自由度；2.不确定的健康状况与行动力；3.有限单向的生命存量及终点。

　　第二组：1.有限且长期不确定的财富存量；2.单向衰退不可逆的学习与技能；3.社会化体验和效用的低敏感度。

　　这两组“绑绳”制约着所有老人，规定着他们的全部能力和意愿。

　　目前的经济状况、市场阶段和开发周期决定了很难有足够的投资和需求允许参与者全面铺开。尽管可以看到不计其数的银发市场机会，但并不是三五年之后这些市场就都供需兴旺、交易旺盛且长期可期。根据长期和衍生价值最大化的原则，未来银发经济的重点细分领域大体有以下三个：

　　一是那些可以让创新和投资拉动更长产业链，带动更多参与主体，有利于创造更复杂商业和科技生态的银发经济领域。就此而言，老年智能护理机器人的市场比老年粮油市场更有价值。

　　二是那些具有更强、在不同领域间迁移和转移能力的投资和创新的产出和服务。从这一角度而言，对老龄护理康复的教育培训的投入产出的人员可以将其知识、技能内化，通过补充加强运用到对残疾人、病人的照护当中，比通常的老年陪读人员更有价值。

　　三是那些可以通过老龄产品、服务实现节约、解放劳动力（包括家属子女），或者可以降低成本费用，提升效率效果的领域。以此而言，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投入和成果，会远大于普通家政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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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理解投资与消费

　　银发经济和老龄产业正进入成长与快速发展阶段的转变中，经济与社会价值开始逐步显现，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理解老龄产业投资与银发经济消费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好的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在任何经济制度和社会中，投资与消费都是基础。投资促进创新与供给，消费激励投资与生产。换言之，在财富（资产）一定的情况下，两者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也不是有你无我，而是并存融合。老龄社会需要政府、企业进行各种投资，老百姓也通过储蓄、理财、股市及其他方式进行投资，形成资本积累，扩大优质供给。同时，消费者经由消费完成经济循环，并正向激励下一循环的投资生产。所以，在资本积累到产出消费、经济循环再生产、正向激励促增长等逻辑之下，一种平衡性的“投资—消费”被建立起来。老龄产业投资（供给侧视角）与银发经济消费（需求侧视角）也是这样的关系。

　　在对银发经济（投资与消费）关系做了上述简单的描述后，我们还需要对当下的真实状况有所认识。当下的经济仍处于恢复和不稳定周期中，与老龄产业相关的企业大部分也处于复苏和缓慢增长中。同时，消费者由于消费信心和收入预期的问题，消费意愿也不够强烈。因此，即便在随后一段时间（或许可以理解为中期），老龄产业的投资增长，有效优质的供给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转化为真正有效的创新产品和市场交易。因此，针对老龄社会建设中产业与市场发展面临的投资与消费的问题和难点，我们需要厘清一些认识。

　　一是正确判断国家经济稳定增长政策中的投资侧重倾向和投资重点领域，合理评估整体国民（含老龄银发经济）收入增长与消费激励相关政策走向趋势，既要有预期又不要盲目乐观。

　　二是对老龄产业投资、消费市场供给的转化周期和质量水平要有合理的判断，同时，要准确把握消费者对市场交易品种、服务种类的需求偏好和结构优化升级。

　　三是要关切企业在老龄产业投资和市场建设中的权益和收益，采取积极的鼓励政策和措施，让企业敢于运用自身资源和优势进行长期、创新型投资。要准确理解老龄产业和银发经济，除了对老龄群体的需求和政策了解之外，必须对中国经济环境中的投资与消费、生产与分配、模式与路径等做一个总体了解。同时，还要准确把握老龄产业在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投资与消费逻辑框架中的位置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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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老龄消费者权益保护

　　在银发经济高速发展的预期下，我们建议设立特定的老年消费权益保护机构，如中消协下属老年权益部，或其他类似部门。

　　这里的理由和出发点有很多。首先，中国老人的数量庞大，在2045年前后，将接近5亿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其消费权益不仅是商业消费问题，更是社会消费问题，需要特别重视。其次，老龄群体的特殊性在于其消费的行为与感受，往往会对老人的情绪、心理、安全等产生综合影响，同时还涉及隐私安全、金融诈骗、暴力威胁等诸多问题，其群居、孤独、封闭等异于中青年和少年人的特点，也可能隐藏或放大其中的危害，老龄权益保障将是一种特定的保障类型和形态。

　　从市场实践和监管来看，老龄消费涉及老龄产业和银发经济，目前处于发展初期，未来必然会出现大量创新，包括产品、技术、模式、服务、体验等多个方面。这些创新将带来太多的“与今不同，与理不合，与规无据”，对政策、法律、监管、服务和权益保障、消费认知等带来挑战。同时，老龄消费权益保障及服务，从更大层面上看，也是民生公共服务，老龄消费的过程与结果，会更具体和更直接地与老年人的老有所安、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成等相结合，呈现出一种消费即生活，消费即获得的效应。因此，消费者组织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基础之上，应结合中国老龄化趋势和国家政策，针对老龄产业和银发经济新进展，建立具有新质老龄消费权益保护机制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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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老龄友好社会

　　银发经济如何帮助老龄化的社会适应老龄化，建立起一个良性友好的老龄社会？

　　首先是社会包容性，其底色是普惠的、友好的和宽容的。无论儿童友好、女性友好、无障碍友好、旅居者友好还是老龄人友好，究其本意，乃是对相较于大众或边缘的“社会异质性”群体采用“平等化区别对待”，不要看到“区别对待”仿佛就是歧视，那是误解，就像公共场所的“哺乳间”就是区别对待，但它是平等的，也是友好与包容的。

　　其次是资源平衡性。这里的资源是广义的，不是仅指物质资料。它是保证包容性可以真正地成为一种现实而非理念的路径。只有在“平等且区别”的过程中，通过彼此的社会协商和妥协，充分实现“公平但有差异”的制度、财富、利益、权利的平衡，才可以做到在老龄化加剧、老龄群体剧增的情形下，实现既可能提升老龄群体福利福祉，又不增加或降低其他群体的权益与获得。试想：如果为了老龄人提升收入而随意扩大他们在公共服务岗位（低质）的雇佣，那么，势必减少中青年人的就业机会，造成一种潜在冲突。

　　最为重要的是发展可持续。在这里强调两点：第一，老龄社会的建设发展，必须综合考量所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阶段、财富水平、服务与治理能力以及文化特性，任何不顾现实的超前超快发展都是不可行的，不仅老龄社会发展本身无法健康持续，而且严重影响到社会其他目标。第二，在整个老龄社会发展完善成熟的过程中，要意识到局部不平衡、领域不均衡不仅是应当理解的，而且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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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倡导“老龄向善”

　　不要抗拒时代的变化。翻看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国妇女的解放历程，就可以对中国老龄化巨变及老龄社会进程有更多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共识是相对容易的，关于中国老龄化与老龄社会方向的基本共识已经逐渐形成。但目前在共识的基础上，如何找到最优或较好的路径、方法与获得怎样的效果，这才是老龄社会进入实质阶段的开始。中国老龄化是伴随着城镇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而展开的。这些因素不仅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形成了约束。这些年来，这几个条件背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或调整最早的假设与想象。

　　老龄社会建设正在从体制内管理建设转向政府与市场、事业与产业合力并重的建设。随着产业的发展，体制外的市场力量将越来越占据更大比例和影响力。这将是一个重大转变，深刻影响着制度设计与社会实践。老龄社会建设的成效、效益是长期逐步成型与释放的，且考量是复杂多元的，我们要有客观的认识。

　　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老龄社会建设的产业发展和银发经济创新中，必然出现大量的对既有政策、伦理、习俗乃至于生活方式的挑战。因此，包容与审慎、规范与发展并重的政策基调是极其重要的。政府和媒体、公众和其他机构组织，必须认识到给主体创新突破成长发展的机会是合理的唯一选择。

　　同时，还需要倡导科学技术、人文艺术与“产业—市场—服务”之间的协同。应当倡导“老龄向善”，不是指老年人向善，而是指老龄社会建设应当遵循“以人为最高尺度”的基本伦理、道德准则。加快跨学科、跨领域、跨主体的“政产学研投创”合作研究。

　　“老龄化不是问题股票配资合作，不适应老龄化才是问题。”这个认知已经被社会广为接受。